1988年，一位身着白衬衫、打着红领带的中年老板站在一片荒草跟前，用着略带着一丝闽南腔的普通话，对身边陪同的深圳官员们讲到：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啦。

　　在随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踩下油门、开足马力，附身其上的富士康亦从深圳的一家电脑元器件代加工厂商成长为了在全国拥有40多个产业基地，800多家子公司和派驻机构、旗下拥有员工超百万人的超巨型集团。

　　根据富士康披露的经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其2022年营收约为1.49万亿人民币，在全球500强企业中位居第27位，是世界公认的代工之王。

　　10月22日，环球日报发布独家报道表示：税务部门近期依法对富士康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公司进行税务稽查，自然资源部亦对其在河南、湖北等地的用地情况做现场调查。

　　这一消息在不久后得到了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的公开回应，称会积极努力配合相关单位作业。

　　超巨型集团，对任何国家和地区而言都是心头好，一来其身上的产业地位能够为地区的区位优势进行赋能，二来可以通过就业、税收等直观数据拉动经济增长。

　　富士康作为一个在就业上贡献出如此能级的企业，之所以在今天陷入一个尴尬境地，很大程度上和它的创始人郭台铭脱不开关系。

　　自2019年郭台铭正式卸任富士康母公司鸿海董事长职位之后，他开始脱身商界，频繁的在另一个领域现身，出于其个人的某种目的，他在此后的时间里爆言频出。

　　有人问他怎么样看待富士康与大陆的关系时，他回答：是大陆需要富士康，我是给他们饭吃。

　　中美贸易冲突乍起之后，有人问他怎么样看待富士康迁出中国的舆论，他回到：如果敢叫我搬，我马上就搬。

　　在郭台铭如今对外界展现的形象中，他仿佛化身成为了优绩主义，深信富士康的成功源于他自身的努力和长远的商业布局，大陆只是他展现能力的舞台。

　　从一家电脑元器件代工厂到全球最大的数码产品代工巨头，富士康究竟为什么能成功？它的发展真的如郭台铭所说的一样，是在给大陆赏饭吃吗？

　　富士康进入中国，是在1988年，在这之前，它在整个台湾制造业中都不太出名。

　　1974，郭台铭以10万元新台币在台北县成立了鸿海，彼时此公司还主要以生产黑白电视机上的按钮为生，年营收仅30多万。

　　转折点出现在1981年，这一年郭台铭带领着公司团队攻克了电脑连接器的生产难关，鸿海得以迈入PC领域来承接相应订单，此时恰逢世界进入个人电脑时代，那时台湾还是全球电子科技类产品代工的主要阵地，在不断涌来的订单之下，台湾经济乘势起飞，郭台铭的鸿海在其中也分润到了一些油水。

　　及至80年代末期，台湾的土地和用工成本在PC浪潮的推动下不断攀升，台湾的制造业也逐渐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其中承接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国。

　　彼时，同一工种的用工成本，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五倍以上，再加之中国正在推行改革开放，对外商投资有极其优惠的政策，因此吸引到了一批嗅觉敏锐的淘金客，郭台铭便是其中之一。

　　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成立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开始逐渐将台湾鸿海的生产订单转移至大陆。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富士康又先后在深圳黄田、龙华等地设厂办区，最终在1999年随着产能和技术的扩张，从原先单独的元器件供应商迈入到了电脑整机生产领域。

　　此时，富士康的客户主要以索尼、戴尔、惠普、IBM等IT巨头为主，其实力虽然在台湾已颇具名气，但由于所处产业的利润较为薄弱，始终被更上游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强压一头。

　　直到1999年，富士康开始为苹果生产MAC电脑框架之后，局势才有所逆转。

　　2000年，苹果开始向富士康派发更多的产品订单，而苹果ipod产品在2001年的火爆畅销，也让富士康在当年超越了台积电，以1442亿元的新台币营收，站上了台湾民营制造业第一的位置。

　　随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随着苹果产品在全球的持续畅销，富士康也走向了产能扩张之路，先后在郑州、成都、武汉、重庆等地区投建了超过40个产业基地，其年营收也攀升至如今的1.4万亿人民币。

　　纵观富士康的整个发展历史，郭台铭的商业嗅觉可以说不是一般的敏锐，先是在PC浪潮掀起之际攻克了连接器顺势切入PC市场，而后又果断地向整机市场进发，并最终得以抱上苹果的大腿，随之一齐腾飞。

　　站在这个视角回望，也难怪郭台铭最终会走向优绩主义，认为富士康的成功是独属于自身个人努力的结果。

　　但如果我们在这一个故事中添入一丝丝的细节，富士康的成功，恐怕就会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故事。

　　这三年，是苹果市值增长最快的三年，2007年5月，iPhone面世后，苹果公司的市值在企业成立26年后终于攀升至1000亿美元，仅仅三年后，这一个数字就变成了2221亿。

　　2010年，iPhone手机的销量高达4000万，这种成长速度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作为其代工厂的富士康想要承接下足够的订单，必须开足马力不停地生产，对产线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根据多家媒体在2010年发布的报道显示，富士康的工人在此期间，需每天穿戴防静电服、口罩站立工作12个小时，中间仅有两个小时的休息吃饭时间，操作失误损坏产品还要自己赔偿，工作期间上厕所不允许超出10分钟，否则会被组长批评。

　　如此超高强度的工作，最后导致12名员工不堪重负，先后从富士康宿舍楼中一跃而下。

　　十二连跳事件爆发后，富士康龙华园区迎来了超过200家媒体的关注报道，舆论重压之下，富士康总部紧急宣布全体员工整体薪资上涨30%，深圳地区新员工标准工资上浮66%，并调整了管理方式，才侥幸过关。

　　富士康之所以可成为代工之王，早期全靠的是同行们很难来想象的价格争抢订单，这一低成本的优势，有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充分的人口红利，还有一部分则来自各地给出的利税和用地支持。

　　2011年，出于更低用工成本和税利条件的考虑，富士康iPhone设备的生产内迁至郑州园区，此后几年里，又分别在成都建成了iPad产线、重庆建成了笔记本电脑产线。

　　富士康的每一次扩张，基本都有当地给出的税收优惠政策，凤凰新闻曾梳理过富士康的四十多个产业基地，发现其各家公司在当地都执行的是15%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相较于标准25%的税率，要低不少。

　　不过，与富士康在土地上享受到的待遇相比，这些税收优惠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根据工业富联的财报显示，富士康去年支付各项税费合计24.6亿元，而其在国内目前已知的47个产业园区，占地面积超过了9200万平方米，这一个数字，已经足以挤入中国房企土地储配前五之列了。

　　2017年，富士康曾以13.73亿元的底价拿下深圳宝安一块 建面9.3万平的商业用地，平均每平约为14000元，深圳的朋友必须要知道这个价格有多低吧?

　　作为人口红利的直接受益者，富士康的成功，不单单是一位商人的长袖善舞，而是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一群人的共同脉动，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得以成长、地区得以繁荣、员工的收入也得以增长。

　　商业的本质，是一种通过交换来满足各自需求的共赢合作，当郭台铭试图以一场拙劣的表演来抹除另一方的贡献，其所导向的往往是双输的局面，而富士康在今日所遭受的调查，不过是一场变阵曲的前奏罢了。